四、《春秋》与三代由巫史传统到史官文化，再到孔子文质彬彬的《春秋》笔法，然后才可以讲历史哲学。
但阴阳合称就是道本身。最初的湿气凝聚形成了地球坚硬的内核，又稀释为空气和天火。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也因此，天子之政，首先在观天命。阴阳是一个象概念，主要是用来指示万有大化之原理特征的。这种宇宙论主张，宇宙不是自然而然演化而成的，而是由一个神智设计创造出来的，因此，宇宙有种种理性的秩序，也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所以《周易》一开始就用阴阳的意象来分别说明乾与坤（乾卦纯为阳爻，坤卦纯为阴爻）。
宇宙本来就有了，天并不是西方人和有些现代中国学者以为的那样是个人格神，《周易》天地并称，乾坤并建，前提就是天不是、也不能是西方意义的造物主，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万物（大全）的起点与终点，一个永恒的运行。经过现代性思维洗礼的现代学者，的确无法理解古人思想之精微，只能以现代实在论来格义，可这种格义只能让古代事物归于消灭。合适的所在有可能是中心、中点，也可能不是中心中点，但绝对不是两端，因此中国文化杜绝走极端。
自汉武帝遵从董仲舒主张，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严格说来，自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之后，解释中庸者杂沓纷纭，代不乏人，其中以郑玄、何晏，以及二程、朱熹诸家为代表。行文至此，我们便可终于理解《仲尼燕居》所谓：将何以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于是《礼记·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极和道是动词，即谓语。
因为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词》）。相反，我们的爷爷奶奶们没有多少知识，但他们慈颜悦目，令人肃然起敬。
《易·离·》：柔丽乎中正。反了就是反常，丢了就是失常。《管子·心术上》：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礼记·中庸》集注）。
这代表了中国人的大情怀，大智慧，大境界。《易·夬·九五》：中行无咎。今天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源，还中庸以本来面目。孟子说：道，犹大路也。
（《朱子语类》六十四）朱子说可谓周全而透彻。《大禹谟》：人心惟微，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那何以由天而得？孔子思想至为明确，乃由古圣先王则天而来。《说文解字》：庸，用也，从用庚。
这就是孔子所谓三畏之一：大人之言。总之，无论天常伦常都改不得，反不得。第三，中庸代表了中华民族典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孔子正由此作以发挥：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在这五大关系面前，任何人都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是天经地义，天造地设。当年意大利思想家奥佩奇说得很有道理，他说当年造物主操之过急，筛选不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遗漏了一个错误的物种，这就是人类。
因为合适的所在不是定点，其可能是中心、中点，又很可能不是中心、中点，但绝然不是两端，而一定是两端之中的某一点。中无实体（朱子语），礼义就是中的主要的，最有意义的具体体现，就是先圣先贤用中的伟大成果。
泰戈尔所谓事物旋律的秘密不是别的，正是秩序与和谐这一天体宇宙运行的大准则。总之，中庸精神就是如王夫之所云处然而宜。
其实人类没有资格，也没能力与大自然对抗，更不可能征服。因为即使找到了中心、中点，也未必合适。
《周易》的尚中思想非常明显。尹知章注：谓道因德以生物，故德为道舍。通过对这两大标本的观察、理解和体认，我们终于找到了答案。可知孔子是不太看重所谓知识的。
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中庸文化，是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礼乐文化。诚者，君子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而如果人类一旦真的把人以外的所有物种全然消灭，人类自己也就自我了断了。我们祖先是有智慧和教养的，智慧、教养的基本表现一定是把握合适的所在。
执中、时中就是孔子发现并倡导的中国人传统的典型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总之，在上揭先哲看来，德由道生。
这是什么孔道？不是别的，其正是上揭先圣尧则天的孔道，是天人沟通的通道。人饿了就得吃，渴了就得喝，困了就得睡，到死的时候就得死，别无选择。适时、适地、适度恰恰是人类行为的终极追求。而中国整体性，重联系，重综合，重本质认知的思维方式正好可以弥补如此缺憾。
后者是西方的，即分析的，拆零的,重在细部构成认知的。因此朱子说：人（命）、道、教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中庸何以被孔子视为至德，根本原因在于其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渊源：本于天。是尧、舜、禹、汤、文、武及周公社会道德实践的核心内容。
而是适，是适中，是合适，是恰好处。所谓中庸，所谓合适的标准原来只是两个字：一个是序，一个是和，即秩序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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